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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同朝鲜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。特别是在文化方面,有着很深的渊源,在印刷文化领域里,更有着长期、连续的交往。早在公元3世纪,中国的造纸技术就传到朝鲜。公元4世纪,中国的佛教僧侣就到朝鲜传播佛教。七世纪时,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,那时正值中国的唐朝。朝鲜就开始派遣僧人和留学生到中国,这些人回国时,都带走了大批的中国书籍和佛教印刷品。他们不仅学习了中国文化,也了解了中国的造纸、制墨和印刷技术。与此同时,中国的僧侣、学者、画家及各种工匠来到朝鲜,带来了中国的文化及各种工艺技术。
由于缺乏记载,人们还难以断定朝鲜出现印刷术的年代。从现存记载看,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十一世纪。1966年在南朝鲜东南庆州佛国寺的一座古塔中发现的、刻印于七八世纪之交的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》 ,经专家们考证,认为它是中国唐朝武后时期的印品。
公元1242年朝鲜刻印的《高丽藏》,为经折装
宋代初年,中国印成了第一部佛经总集《开宝藏》。此后不久,中国就赠送给朝鲜至少一部《开宝藏》。于公元1011至1082年之间,朝鲜以《开宝藏》为蓝本,刻印了朝鲜第一部佛经总集《高丽藏》,后来又刻印了《续藏》。
1232年,蒙古入侵朝鲜,焚毁了高丽“大宝”。其时蒙古兵力强大,高宗束手无策。于是又效法显宗,重新刻印《大藏经》。在朝鲜半岛的伽倻山海印寺中,还完整地保存着《大藏经》印版。
佛教以外书籍的印刷,在朝鲜要晚一些。朝鲜在发展雕版印刷方面,不仅学习中国的技艺,也有中国工匠到朝鲜直接参与刻印工作。特别是元代,中国曾派去一批刻版工匠,到朝鲜补刻佛经印版,当然也传授了技艺。既然从事补修印版工作也要中国工匠参与,那么,早期的《大藏经》刻印工作工程更大,肯定也会有中国工匠的参与。
12世纪初,朝鲜政府在国子监设立了印刷所,大量刻印儒家经典及理学、医学、史学等书籍。刻印这些书籍所用的蓝本大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书籍。
朝鲜不但采用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术,而且还采用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,并且有所创新。他们先后应用泥活字、木活字、铜活字、铅活字、铁活字,还有后来创制的瓢活字印书。其中最有成就的是铜活字。在铜活字上,朝鲜比中国还要早一些。公元1436年,朝鲜铸成世界上最早的一副铅活字,并排印过《通鉴纲目》一书。
公元1721一1724年,朝鲜制造成铁活字两副,这在印刷史上是特有的。从十五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,朝鲜铸造了约三十副金属活字,一般用干支记年来命名,也用活字所用字体名称来命名。在朝鲜的金属活字中,以铜活字为最多,质量也最好。如公元1403年铸造的“癸未”铜活字,从印刷品中看,其质量已很成熟了。而公元1434年铸造的卫夫人体铜活字,其印刷品更为精美。
朝鲜1434年的铜活字印本
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《直指》
传入东南亚各国
印刷术传入朝鲜、日本之后,陆续向其它周边邻国传播,在东南亚各国,较早接受中国印刷术的是菲律宾、越南,之后才传向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其它南亚国家。
在越南的传播
中国和越南不仅地理接壤,而且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也使用汉字,两国在文化上有很多相同之处。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除了很早就传到东方邻国朝鲜和日本外,也向南方的邻国越南传播。
中国的印刷术向越南的传播,比朝鲜和日本都要晚些。公元11世纪(中国的宋代),越南人用自己的特产品开始交换中国的书籍,宋朝政府也曾向越南赠送过三部《佛藏》和一部《道藏》越南的一些寺院及民间曾依照《大藏经》刻印过零星的单篇佛经,而且连续不断地进行着佛经的刻版印刷。
越南的彩色印刷年画,内容为中国三国时的关公像
越南政府印刷儒家书籍,约开始于公元13世纪。除了依照中国的版本翻刻书籍外,也开始刻印越南人自己的著作。为了学习中国的刻、印技术,有的越南人专程到中国来。公元1443年和1459年,越南长津县红蓼人一梁姓人士,先后两次到中国,学习中国的刻版技术,回国后在乡人中传授这一技术,从而促进了越南民间印刷业的发展。
越南采用活字印刷较晚,现知最早出现的活字印刷是公元1712年采用木活字印刷的《传奇漫录》。后来也曾向中国购买过一副木活字,印刷了《钦定大南会典事例 》及《嗣德御制文集诗集》等书。
公元十七世纪,中国的彩色套印术传入越南,在越南的湖村、河内等地建起了专门刻印年画的作坊。其所印年画的题材、内容,以及所采用的工艺技术,主要来自中国。足见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。
早期的越南印刷品几乎都用汉字,后来出现了用汉字印正文,用喃字(越南根据汉字创造的越南字)印注音的方法,也有汉字、喃字混合使用。公元19世纪中期,越南开始使用拉丁文字。
在菲律宾的传播
现存最早的菲律宾印刷品
早在公元10世纪,菲律宾就和中国有贸易来往。宋太平兴国七年(公元982年)菲律宾商船就来到广州。明代以来,菲律宾几次派使者来华,两国的交往更多。与此同时,东南沿海一带的大批华人纷纷来到菲律宾经商或定居,同时带去了大批中国书籍。随后,中国的一些刻版、印刷工匠,也到菲律宾从事印刷工作。现存最早的菲律宾印刷品,是刻印于公元1593年的《无极天主正教义真传实录》的中文译本。此书不但出自中国刻工之手,而且在版面形式上也继承了中国书籍的风格。
在1640年以前,在菲律宾的中国刻工可考者有八人。其中最着名的是马尼拉天主教多名尼各派教会的中国教徒约翰·维拉。
中国印刷术向东南诸国传播有几个显著的特点,一是多由中国刻工亲自参加刻印,二是印书内容多为天主教方面的书籍。他们既采用中国的传统印刷方式,也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印刷技术,并对后来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向其它亚洲国家的传播
据明代史书记载,南方诸国诸如泰国、柬埔寨、爪哇等,在明初都曾得到明朝政府所赠送的“历书大统历”和“大明宝钞”(明代通行的纸币)。
中国的印刷术约于公元13世纪后期传到伊朗(波斯),公元1294年,波斯的统治者开始用中国的方法印刷发行纸币。公元14世纪的一位波斯历史学家,在他的著作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,为中国印刷术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