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刷术的传播路线图

 印刷术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、宗教交流或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，传到西亚、北非和欧洲，进而传向世界各地。所以，世界各国的印刷术，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过去的。因此，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。

我国印刷术向东方邻国的传播

 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不久，就逐渐传播到朝鲜、日本和越南等东方邻国。这些国家不仅与中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，而且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汉族文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，他们不仅使用汉字，尊崇儒家思想，就连社会习俗、典章制度和文学艺术等，也都无不从汉文化中吸收其营养。而对印刷术向这些国家的传播中，佛教文化则起着最重要的影响。他们经常、大批地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佛教徒，从中国索取或购买佛经和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类书籍。而这些国家自己刻印的版本也逐渐问世。日本、朝鲜等东方邻国，不仅学习和吸收中国的印刷技术，而且在版式、字体及装订方式等方面，都仿照中国的习惯。

向日本的传播 

 中国和日本很早就有交往，中国的文化曾对日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中国的造纸、制墨及印刷技术，很早就传到日本。

现存日本最早的印刷品《陀罗尼经咒》

 早在中国的东汉初年，日本就派遣使者来到京城洛阳，后来佛教也从中国传入日本。到了中国唐代初期，中国和日本的交往达到高潮，佛教已在日本广为流传，并出现了学习大唐文化的热潮。公元630年至公元834年，日本曾多次派遣僧人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。他们到中国后积极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技艺，并把所学知识带回日本，广为传播。有的僧人和留学生回国时，还带去一批佛经或其他方面的印刷品。中国的印刷术正是在这时期传人日本，而在传播中起媒介作用的是佛教僧侣。在日本现存最早的印刷品《陀罗尼经咒》，约刻印于公元764－770年之间。从封印效果来看，技术还不精熟，显然是早期学习中国印刷术之作。当然，对于这件早期的印刷品是否是日本所印，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，原因是在这之后近二百年，日本再没有关于雕版印刷的记载。

 宋太宗太平兴国十二年(983年)，宋太宗将刻印不久的佛教经典《开宝藏》一部赐给日本僧人大周然，由他带回日本。无疑，这对日本以雕版印刷事业为主的印刷业的兴起具有推动作用。

 到了中国的元代，佛经以外的书籍较多地传到日本，其中有中国人的诗文集、儒家经典及医药著作等。这些书籍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兴趣，需要量很大，促进了这些书籍在日本的刻印出版。

 中国的刻印工匠到日本从事刻印工作和传授技艺，是促进日本印刷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，特别是中国的元代后期至明代初期，前后约有五十多人到日本从事刻印工作。质量较好和刻书较多者首推天台的陈孟荣和俞良甫。其中：陈孟荣刻书质量甚佳，除自己单独刻印外，有时也同别人合刻，并在刊记中刻有“孟荣妙刀”、“孟荣刊施”等字样；俞良甫系福建兴化路甫田县人，在日本刻书长达三十年之久，刻印《唐柳先生文集》、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等多种，一般刊记中刻有“中华大唐俞良甫学士谨置”、“大明国俞良甫刊行”等字样。

中国刻工陈孟荣在日本刻印的《重新点校附音增注蒙求》

中国刻工俞良甫在日本刻印的《唐柳先生文集》

 日本古代的活字版技术，一般认为是从朝鲜传入的。公元1597年，日本用木活字排印了《劝学文》一书，在书后有“此法出朝鲜”之语。公元1637年至公元1648年，历时十二年，用木活字排印了《大藏经》六千三百二十三卷。此外，还用木活字排印过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贞观政要》、《太平御览》，以及中国的医书、小说、诗文集等一批书籍。

 除木活字外，日本还使用过铜活字。最早的一副铜活字是公元1616年从朝鲜所得。

 中国明代兴起的彩色套印技术，也很快传到日本。大约于18世纪初，日本人采用中国的这一技术，印刷的彩色“锦绘”仕女风景等都表现了浓厚的日本民族特色，受到社会上的欢迎。

 日本古代书籍的装订，也延用中国的形式，既有早期的卷轴装，也有中期的经折装和蝴蝶装，而后期则多用线装。日本人在书籍的装订方面，十分讲究牢固耐用，封皮多用厚纸。

 总之，日本古代的造纸、制墨和印刷技术，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人，中国在印刷术方面每一项改进，也都很快传到日本，这也有力地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。